中国急诊高血压诊疗专家共识(2017修订版)之二
时间:2018-05-22 11:27 来源:中国急救医学2018年1月38卷 作者:中国医师协会急诊 点击:次
7 高血压急症相关疾病的治疗7.1 急性主动脉夹层72.1%主动脉夹层患者合并有高血压病史[15],71.7%以上的主动脉夹层患者有高血压[16]。高血压是促进主动脉夹层进展的重要原因。治疗目标为扩张血管、控制心室率、抑制心脏收缩、降低血压及左室射血速度以降低血流对动脉的剪切力，急性近端剥离及出现并发症者应尽快手术治疗。降压原则是在保证脏器足够灌注的前提下，迅速(20 -30min)将血压降低并维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SBP至少降至120mmHg, 在保证器官灌注的基础上，能够降至100mmHg左右则更理想，心率控制在 60次/min以下[17-19]。降压药物可以选用β受体阻滞剂加血管扩张剂如乌拉地尔、硝普钠等[20]。血压的快速下降易引起交感神经兴奋，使心肌收缩力反射性增加，而血压的急剧变化及左室收缩力的增加可加剧主动脉破裂风险，因此应联合应用β受体阻滞剂降低心肌收缩力和减慢心率，且β受体阻滞剂应在降压药物使用之前应用，对于β受体阻滞剂存在禁忌的患者，可应用非二氢阰唗类钙拮抗剂(CCB)如地尔硫罩控制心率[17]。作为兼有α及β受体阻滞作用的拉贝洛尔，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治疗效果良好。硝普钠可引起心室收缩压最大上升速率(dp/dtmax)增加，从而加重血管内膜的撕裂，不建议单独用于主动脉夹层的治疗[21]。上述静脉降压的同时必要时可加用口服血管紧张素II受体阻滞剂(ARB)、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或小剂量利尿剂，但要注意ACEI类药物可引起刺激性咳嗽，可能加重病情。 共识推荐意见 1. 在保证脏器足够灌注的前提下，迅速将主动脉夹层患者的血压降低并维持SBP100-120 mmHg, 心率控制在≤60次/min。 2. 药物推荐用β受体阻滞剂、非二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滞剂如地尔硫卓控制心室率，可联合使用乌拉地尔、拉贝洛尔、硝普钠等静脉降压药物控制血压达标。 7.2 急性脑卒中 约30%高血压急症并发脑卒中，包括缺血性卒中(25%)和出血性卒中(5%)。脑卒中急性期通常合并血压的升高，这种血压升高的确切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急性应激反应和颅内压升高后库欣反射有关，多数患者在卒中后24h内血压开始自发降低[22]。脑卒中患者的高血压与高颅压并存，应以降低颅内压、维持足够的脑灌注压为核心。持续的血压高水平可能会增加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和进行出血的风险，促使缺血性卒中的脑缺血转化为出血，并增加脑水肿[23]。脑卒中急性期的降压治疗应注意药物对颅内压的影响，避免选择说明书中有颅内压升高警示的药品。如果患者颅内压升高或者伴有神经功能恶化，应密切监测，确保血压得到有效控制。另外，对于可疑急性脑卒中的患者，临床处理措施还包括紧急的辅助检查：头颅脑CT或MRI以确定是缺血性还是出血性卒中，同时明确脑卒中发生的部位和范围；超声或血管造影检查以提示发生脑卒中可能病因。对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初始治疗，不要急于降低血压，需维持足够的灌注压。避免口服或舌下含服短效硝苯地平，避免出现血压的快速波动[24]。对于急性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初始治疗，要根据具休的脑出血类型和血压情况而定。 7. 2.1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降压治疗一直存在争议。荟萃分析显示，急性缺血性卒中早期降压治疗在减少卒中致死率、致残率、全因病死率、卒中复发以及严重不良事件等方面显示中性结果[25]。强化降压治疗对于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14 d内、出院时及3个月的死亡和严重残疾无明显获益，但可能是安全的[26]。缺血性卒中初始24h内的降压治疗应谨慎，当SBP>220mmHg或DBP>120mmHg, 或伴有严重心力衰竭、主动脉夹层或高血压脑病等可降压治疗，并严密观察血压。准备溶栓者或给予其他急性再灌注干预措施时，则需要静脉降压药物，将SBP降至180mmHg,DBP降至110mmHg以下[22]。大面积脑梗死患者也需要行血压管控，管控目标应顾及颅脑外科手术；部分颅骨切除减压术前，管控目标≤180/100mmHg; 术后8h内，管控目标SBP为140-160mmHg[27]。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及合适剂量，建议使用微输液泵静注拉贝洛尔、尼卡地平或乌拉地尔，能迅速、平稳地降低血压至所需水平，舌下含服短效硝苯地平引起的血压急剧降低明显增加心脑血管风险，应禁止使用 [10,24,27] 。β受体阻滞剂可使脑血流量降低，急性期不宜使用。 共识推荐意见 1.急性缺血性卒中准备溶栓者或给予其他急性再灌注干预措施时，则需要静脉降压药物，将SBP降至180mmHg, DBP降至110mmHg以下。不准备溶栓的急性缺血性卒中24 h内的降压治疗则需谨慎。 2. 而对于大面积脑梗死患者也需要行血压管控，管控目标应顾及颅脑外科手术；部分颅骨切除减压术前，管控目标≤180/100mmHg; 术后8h内， 管控目标SBP为140-160mmHg。 3. 降压药物可选择静脉输注拉贝洛尔、尼卡地 平、乌拉地尔。 7.2.2 急性出血性脑卒中 7.2.2. 1 急性脑出血 自发性脑出血（以下简称脑出血）按病因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脑出血，原发性脑出血占80%-85%, 原发性脑出血合并高血压者占50%- 70% [28]。急性脑出血的非手术治疗包括颅内高压治疗、血压管理、癫痫防治、止血、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体温管理、血糖管理、营养支持、神经保护和并发症防治。降压治疗的主要目的是在保证脑组织灌注的基础上，避免再次出血。INTERACT2 研究显示，收缩压变异性也是脑出血患者预后的预测因素，关于降压目标[29]，多个临床试验为早期强化降压（在发病后 6h内将SBP降至140mmHg以下，并维持至少24h)提供了证据并证实了早期强化降压的安全性 [29]。SBP150-220mmHg且没有急性降压治疗禁忌证的脑出血患者，急性期降低SBP到140mmHg是安全的，能有效地改善功能结局。对于SBP> 220mmHg的脑出血患者，持续静脉输注降压药物进行强化降压，同时严密监测血压可能是比较合理的措施[30]。6h内发病的急性脑出血患者，强化降压(1h内SBP降至<140mmHg)是安全的，可能优于SBP<180mmHg[31]。而对于大容积自发性脑出血患者也需进行血压管控，但管控目标并不明确，需要更多的相关研究。在管控血压时，必须考虑颅内压和脑灌注压，以免继发脑缺血[32]。降压药物可选择乌拉地尔、拉贝洛尔静脉持续泵注。在急性脑出血患者中应用尼卡地平与静脉炎相关，尤其是当尼卡地平浓度超过130µg/mL时更为显著[33]。必要时应用硝普钠，但是该药除了其主要不良反应如反射性心动过速、冠状动脉窃血、增高颅内压以外，还会降低脑灌注压，合并颅内高压患者禁用硝普钠[34-35]。 共识推荐意见 1. 对于SBP150-220mmHg且没有急性降压治疗禁忌证的脑出血患者，急性期降低SBP到140mmHg是安全的。 对于SBP> 220mmHg的脑出血患者，持续静脉输注降压药物进行强化降压，同时严密监测血压可能是比较合理的措施。 2. 降压药物可选择快速降压、平稳可控且不增加颅内压的药物，如乌拉地尔、拉贝洛尔等。 7.2.2.2 蛛网膜下腔出血(SAH) 临床上将SAH分为外伤性和非外伤性，非外伤性SAH最主要的病因是动脉瘤，占全部病例的85%左右。高血压是SAH的独立危险因素，SAH的血压管理分为动脉瘤处理前和处理后两个阶段。在处理动脉瘤前控制血压的目的是降低高血压相关再出血的风险，减少低血压造成的缺血性损害[36]。在处理动脉瘤后，再破裂出血的风险显著降低，而脑水肿、颅内压增高及脑血管痉挛成为主要问题，血压管理应以维持脑灌注、防治缺血性损伤为主要目标。尚不明确SAH患者控制血压对再出血的影响，认为再出血与血压波动的关系较血压本身更为密切[37]。尚无最佳的血压控制目标值，一般应该参考患者发病前的基础血压来修正目标值，高于基础血压的20%左右，避免低血压。在动脉瘤处理前可将SBP控制在140-160mmHg[38]。尼卡地平、乌拉地尔等可以用于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后急性血压控制，应尽最避免使用硝普钠，因其增加颅内压。若同时使用多种降压药物，需要严密监测血压水平[38]。另外，所有aSAH患者均推荐使用口服尼莫地平以改善神经结局[39]。 共识推荐意见 1.SAH尚无最佳的血压控制目标值，参考患者发病前的基础血压来修正目标值，高于基础血压的20%左右，避免低血压。 动脉瘤处理前将SBP控制在140 - 160mmHg是合理的。 2. 尼卡地平、乌拉地尔等可以用于aSAH后急性血压控制。 7.3 高血压脑病 高血压脑病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多认为当血压急剧升高时，脑小动脉持续而强烈的收缩后，继而出现被动和强制性舒张，血压升高超过脑动脉自身调节功能，脑部过度灌注而发生脑水肿，颅内压升高而产生一系列症状。高血压脑病引起可逆性的神经功能改变，症状包括头痛、神志不清及视觉受损。高血压脑病是排除性诊断，需排除出血性和缺血性脑卒中及蛛网膜下腔出血。 高血压脑病临床处理的关键是降低血压的同时保证脑灌注，尽量减少对颅内压的影响，在治疗的同时兼顾减轻脑水肿、降低颅内压。 高血压脑病降压治疗以静脉给药为主，1h内将SBP降低20%-25% , 血压下降幅度不可超过50%。 降压药物选择拉贝洛尔、乌拉地尔或尼卡地平[40]，硝普钠因可能引起颅内压升高，使用时需要更加谨慎。颅内压明显升高者可加用甘露醇、利尿剂。合并抽搐的高血 压脑病患者需同时给予抗惊厥药物。 7.4 急性心力衰竭(AHF) AHF临床上以急性左心衰竭最为常见。15% -20%为新发心力衰竭，大部分则为原有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加重，即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急性心力衰竭预后差，住院病死率为3%,6个月的再住院率约50% ,5年病死率高达60%。95%AHF患者表现为急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高血压急症既是急性心力衰竭的病因之一，也是诱因之一。 大部分AHF患者血压保留(90-140mmHg)或者升高(>140mmHg, 高血压AHF), 只有4.5%患者出现低血压(<90mmHg,低血压 AHF) [41]。高血压AHF降压目标不明确，根据AHF患者血压的情况决定血管扩张药物的使用原则，以减轻心脏负荷和缓解症状为主要目的。SBP> 110mmHg时推荐静脉应用血管扩张剂减轻症状，SBP 90-110mmHg则应谨慎使用，合并严重阻塞性心脏瓣膜病、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的患者禁用血管扩张剂，因有可能导致心输出量的明显降低[42-43]。如果存在血容量的不足，应补充血容量的同时使用升压药如多巴胺或去甲肾上腺素。需频繁监测症状和血压。高血压急症引起急性左心衰竭常表现为急性肺水肿，为缓解症状和减少充血，应将静脉给予血管扩张剂作为初始治疗方案。早期数小时应迅速降压，降压幅度在25%以内，推荐血管扩张剂联合利尿剂治疗。常用血管扩张剂包括硝酸酣类、硝普钠、乌拉地尔。不推荐应用非二氢咄唗类钙拮抗剂(CCB)和β受体阻滞剂，有可能会加重心力衰竭[42]。硝酸酷类药物尤其适用于AHF合并ACS的患者，在减轻肺淤血的同时不影响搏出量且不增加心肌耗氧量，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供血。硝普钠适用于严重心力衰竭、原有后负荷增加以及肺水肿的患者，可降低心脏前后负荷。乌拉地尔无肺内分流，不影响血氧饱和度，不引起反射性心动过速。对于急性心力衰竭，尤其是老年急性心力衰竭患者，静脉输注乌拉地尔在降低高血压方面与硝酸甘油一样有效，且乌拉地尔具有促进心力衰竭患者脂质代谢的作用，对糖代谢无不良影响[44 -45]。 共识推荐意见 1.高血压急症引起急性左心力衰竭，常表现为急性肺水肿，为缓解症状和减少充血，应静脉给予血管扩张剂作为初始治疗方案。早期数小时应迅速降压，降压幅度在25%以内，推荐血管扩张剂联合利尿剂治疗。 2. 药物推荐硝酸酷类、硝普钠、乌拉地尔。 7.5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 ACS包括不稳定性心绞痛和急性心肌梗死。最初以高血压急症入院的患者50%死于心肌梗死[46]。高血压急症时，心脏后负荷和心肌氧耗量增加可以导致心肌缺血，而左心室肥厚可降低冠状动脉血流储备，心肌缺血进一步加重。合并ACS的高血压急症的治疗目标在于降低血压，减少心肌耗氧最，改善预后，同时不影响冠状动脉灌注压及冠状动脉血流晕；不能诱导反射性心动过速，因为心动过速降低舒张期充盈时间，从而减少冠状动脉供血。对于一般人群，治疗目标建议<130/80mmHg, DBP > 60 mmHg, MAP降至60-100mmHg[5,7]; 但需个体化制定降压目标值，尤其是老年人群，多合并多种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过度降压可能会加重其他脏器的缺血[7]。治疗时首选硝酸酣类药物，可以减少心肌耗氧最，改善心内膜下缺血，增加缺血组织周围血供，如果除外合并心力衰竭，同时可早期联合使用β受体阳滞剂，β受体阻滞剂一般口服即可。硝普钠不能单独使用，因为可引起冠状动脉窃血，并诱发反射性心动过速，增加心肌氧耗[34]。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禁用短效硝苯地平，以避免导致低血压和反射性交感神经激活而引起心动过速[47]。 共识推荐意见 1. 对于一般ACS患者，治疗目标建议<130/80 mmHg,DBP>60 mmHg,MAP降至60-100mmHg, 遵循高血压急症的总体降压节奏。 需个体化制定降压目标值，尤其是老年人群。 2. 药物推荐首选硝酸醋类如硝酸甘油，可联合应用β受体阻滞剂。 7.6 围术期高血压 急诊手术患者的血压升高常由手术操作或应激反应引起，应积极解决血压升高诱因，特别是在血管外科、心脏外科、神经外科、头颈部外科、肾移植或其他创伤较大的手术中易出现急性血压升高。一般认为，对于年龄≥60岁的患者，血压控制目标<150/90mmHg; 对于年龄<60岁的患者，血压控制目标<140/90mmHg。糖尿病和慢性肾病患者，血压控制目标<140/90mmHg。术中血压波动幅度不超过基础血压的30%。目前尚无延期手术的高血压阈值，原则上轻中度高血压 (< 180mmHg )不影响手术进行[48]。对于严重高血压合并威胁生命的靶器官损害，应在短时间内采取措施，以保证重要脏器灌注，改善生命脏器功能。对于没有合并心功能不全、急性肾功能不全、脑血管事件的低危患者，推荐予短效β受体阻滞剂（如艾司洛尔）降低血压。而硝苯地平及短效ACEI类药物，由于其可能导致不可预见的术中低血压应慎用[4]。乌拉地尔作用于肾上腺素能受体，起效迅速，可控性降压，推荐用于围术期高血压的降压[49]。 共识推荐意见 1.年龄≥60岁的围术期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目标<150/90 mmHg;年龄<60岁的围木期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目标<140/90 mmHg。糖尿病和慢性肾病围木期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目标<140/ 90 mmHg。术中血压波动幅度不超过基础血压的30%。 2. 药物推荐短效β受体阻滞剂（艾司洛尔）、乌拉地尔等。 7.7 嗜恪细胞瘤 嗜铭细胞瘤是一种起源于肾上腺嗜铭细胞过度分泌儿茶酚胺，引起持续性或阵发性高血压和多个器官功能及代谢紊乱的肿瘤。临床表现为阵发性或持续血压升高伴心动过速、头痛、出汗、面色苍白、糖脂代谢异常等。血尿生化检测可见儿茶酚胺及其代谢产物含最显著升高。 肿瘤释放的大量儿茶酚胺可导致剧烈的临床症候如高血压急症、休克以及严重心律失常等，称为嗜铭细胞瘤危象。 嗜铭细胞瘤危象发生率约10%, 临床表现为严重高血压或高、低血压反复交替发作；出现心、脑、肾等多器官系统功能障碍，如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肌病、心源性休克，肺水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脑卒中脑病、癫痫，麻痹性肠梗阻、肠缺血，肝肾功能衰竭等，严重者导致休克，最终呼吸循环衰竭死亡[50]。 嗜铬细胞瘤高血压危象发作时的血压控制首选静脉泵入α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酚妥拉明、酚苄明、乌拉地尔，还可选用硝普钠[5]。有研究显示，乌拉地尔用于嗜铭细胞瘤术前降压，与酚苄明比较，两组术中血压或低血压事件相似。当高血压危象被控制患者病情平稳后，改为口服α-受体阻滞剂治疗做手术前准备。如高、低血压反复交替发作时，除静脉泵入α-受体阻滞剂外，还需另建一条静脉通道进行容量补液、监测血流动力学指标并纠正低容量休克[50]。β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有时可用于治疗心律不齐和心动过速，但应在α肾上腺素阻滞剂已起作用的基础上方可使用[50]。 共识推荐意见 嗜络细胞瘤降压和术前治疗首选α肾上腺素 能受体阻滞剂如酚妥拉明、乌拉地尔，还可选用硝普钠，如果存在心律失常和心动过速，可在α受体阻滞剂的基础上加用β受体阻滞剂。 7.8 急诊应激高血压 急诊患者尤其是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ICU)中的患者，当血压急性升高时，除需寻找靶器官受损的证据并及早判断之外，应查找并去除血压急性升高的诱因（焦虑、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低血糖、急性尿涨留、急慢性疼痛等）。紧急复苏受损靶器官功能并给予支持治疗，是EICU控制血压急性升高的主要措施。在纠正血压异常升高的因素之后，血压可迅速降低或恢复正常。在诱因未去除的情况下，不应急于使用强效降压药物。在血压监测的条件下使用可控性高的静脉降压药物如乌拉地尔、尼卡地平、拉贝洛尔等。 7.9 子痫前期及子痫的管理 子痫前期和子痫是妊娠期高血压的严重表现类型，治疗目的是降低围产期发病率和病死率。子痫前期的处理原则包括预防抽搐、有指征地降压、镇静、密切监测母胎情况、预防和治疗严重并发症、适时终止妊娠；子痫的处理原则为控制抽搐、控制血压、预防再抽搐以及适时终止妊娠[52]。对于子痫前期和子痫患者，SBP> 160 mmHg或DBP >110 mmHg时，宜给予降压药物，需降低血压≤160/110 mmHg。孕妇并发器官功能损伤时，则血压应控制在<140/90 mmHg, 不可低于130/80 mmHg, 避免血压过快下降，影响胎儿血供。目前最常用于治疗妊娠高血压急症的药物包括拉贝洛尔、肼屈嗪、硝苯地平、尼卡地平、乌拉地尔。静脉注射拉贝洛尔和肼屈嗪是妊娠期严重高血压急性发作的一线治疗药物，口服硝苯地平也可以作为一线降压药物，尤其是静脉通路不可用时[53]。对于重症子痫前期和子痫患者，首先静脉应用硫酸镁，有预防抽搐和协同降压的作用。尼卡地平胎盘转移率低，长时间使用对胎儿无明显不良影响，尤其适用于先兆子痫患者。但应注意其可能抑制子宫收缩影响分娩，在与硫酸镁合用可产生严重低血压和心肌抑制，应谨慎应用[54]。乌拉地尔与尼卡地平在单胎妊娠先兆子痫[SBP>140mmHg和（或）DBP>90mmHg和蛋白尿］患者中控制血压的有效性无差异，但是乌拉地尔的不良事件和低血压事件更低[55-56]。ACEI、ARB可能引起胎儿生长迟缓、羊水过少或新生儿肾衰竭，亦可能引起胎儿畸形。孕期一般不使用利尿剂降压，以防血液浓缩、有效血容最减少和高凝倾向[52]。硝普钠可致胎儿氰化物中毒，亦为禁忌[57]。 共识推荐意见 1.子痫前期患者，需降低血压≤160/110mmHg。孕妇并发器官功能损伤，则血压应控制在<140/90mmHg, 不可低于130/80mmHg。 2. 首选拉贝洛尔、肼屈嗪。 8 特殊人群高血压急症的处理8.1 儿童高血压急症在儿童和青少年中，高血压急症多由于继发性原因所致。推荐在最初的6-8 h降压水平不超过25%, 在随后的24-48 h, 血压可进一步降低[58]。拉贝洛尔作为选择性α1和非选择性β受体阳滞剂，能扩张血管，降低心室率，其治疗严重儿童高血压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已被多项试验证实，不过应用时仍需注意不良反应（心动过缓、支气管哮喘）[59-60]。硝普钠作为直接血管扩张剂，合理的起始剂量是0.3µg/(kg·min), 最佳维持剂阰平均为1µg/(mg·min) [61]。艾司洛尔作为短效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由于起效迅速，持续时间短，且儿童的药代动力学与成人无明显差异，因此非常适合儿童的围手术期高血压[62]。尼卡地平在儿童中的应用是有效及安全的[63-64]。该药主要不良反应是静脉炎，偶有心动过速，但均较轻微。儿童的肾素－血管紧张素(RAS)系统较成人更加活跃，因此，高血压急症时发生肾动脉狭窄的危险性更高，RAS系统阻滞剂应该慎用。对急性重症高血压心脏手术后婴儿和儿童给予乌拉地尔输注，用于治疗高血压急症，降压效果确切，没有严重不良反应[65]。 共识推荐意见 1.儿童高压血急症最初的6-8h降压水平不超过25%,在随后的24-48 h, 血压可进一步降低。 2. 首选拉贝洛尔、硝普钠，可选用艾司洛尔、尼卡地平或乌拉地尔。 8.2 老年人高血压急症 高血压急症和高血压亚急症的定义，也适用于老年患者。老年高血压急症多有复杂的基础疾病，更容易出现多个靶器官损害。迅速而平稳地降压，是急诊救治患者生命的关键。无论是收缩期和舒张期高血压，还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降压治疗对老年患者减少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都是有益的。应测量直立位血压，以排除体位性低血压，并评估降压治疗的体位效应。>60岁老年人的SBP目标为降至150mmHg以下，如能耐受，还可进一步降至140mmHg以下，降压速度不宜过快，需遵循高血压急症的总体降压节奏。荟萃分析[66-68]均提示，80岁以上老人的降压治疗能降低心脑血管事件，但对于总病死率的影响尚存争议。 在老年高血压急症或高血压亚急症患者治疗过程中监测血压非常重要，同时应该注意降压过程中出现脑低灌注，以及原有的和药物治疗后出现的体位性低血压。 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包括年龄、性别病程病情变化、既往服药途径、种类、剂量、药物依从性及药效反应等，特别是合并靶器官损害悄况，确立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寻找导致血压急剧升高的原因，进行标本兼治，最大限度地减少合并症发生，逆转靶器官损害。 9 总结高血压急症的临床表现各异，但均有血压急剧升高，同时出现靶器官急性损害的临床特点。 诊断的关键应是确认靶器官急性损害的证据。 高血压急症治疗应依据不同靶器官损害而不同，采取紧急措施保护靶器官是治疗高血压急症的关键。需要选用静脉降压药物，并遵循个体化、依据降压目标值调整的原则，有计划、分步骤地快速平稳降低血压，以更好保护靶器官，改善高血压急症预后。本共识是根据现有文献、指南以及专家的临床经验制定，并推荐了高血压急症的血压控制目标和药物选择，须同时结合患者病情和药物说明书综合考量，权衡治疗风险和患者获益后采用，期待未来有新的循证医学证据不断更新现有的推荐。  执笔专家组成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陈锋（福建省立医院）；陈宏毅（福建省立医院）；蔡文伟（浙江省人民医院）；曹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柴艳芬（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封启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郭树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华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刘力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卢中秋（温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米玉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裴俏（中国急救医学）；潘曙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秦俭（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宣武医院）；商德亚（山东省立医院）；宋振举（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童朝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田英平（河北医科大学笫二医院）；王瑞兰（上海笫一人民医院）；王文（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王仲（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于学忠（北京协和医院）；杨艳敏（中国医学科 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詹红（中山大学附属笫一医院）；朱华栋（北京协和医院）；朱骏（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张劲松（江苏省人民医院）；周荣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张新超（北京医院）；赵晓东（解放军总医院笫一附属医院） 参与共识制订专家组成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陈兵（天津医科大学附属笫二医院）；陈大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笫二医院）；陈凤英（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陈立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陈晓辉（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笫二医院）；曹小平（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陈旭岩（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陈玉国（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楚英杰（河南省人民医院）；丁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郑宁（甘肃省人民医院）；董士民（河北医科大学笫三医院）；邓颖（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笫二医院）；邓杨（吉林省人民医院）；方邦江（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冯建宏（山西省人民医院）；公保才旦（青海省人民医院）；高春江（青海红十宇医院）；干建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笫二医院）；高路（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辜小丹（成都市笫六人民医院）；高燕（沈阳军区总医院）；何建（上海长海医院）；黄亮（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何庆（成都市笫三人民医院）；胡卫健（四川省人民医院）；洪玉才（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黄子通（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姬新才（陕西省人民医院）；全武丕（延边大学附属医院）；李超乾（广西医科大学笫一附属医院）；吕传柱（海南医 学院）；刘净（大庆油田总医院）；李莉（郑州大学笫一附属医院）；速林欣（山西大医院）；刘明华（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简佩鸿（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笫一医院）；李培武（兰州大 学笫二医院）；李树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梁诗颂（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黎檀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李小刚（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刘晓亮（吉林大学白求恩笫一医院）；梁显泉（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卢一郡（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陆一鸣（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刘志（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笫一医院）；梅建强（河北省中医院）；马岳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笫二医院）；马中富（中山大学附属笫一医院）；聂时南（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欧阳军（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笫一附属医院）；彭鹏（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钱传云（昆明医科大学笫一附属医院）；秦伟毅（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阮海林（广西医科大学笫四附属医院）；单爱军（深圳市人民医院）；司君利（青岛市市立医院）；史继学（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孙明莉（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苏美仙（昆明医科大学笫二附属医院）宋维（海南省人民医院）；单志刚（陆军总医院263医院）；宋祖军（解放军笫309医院）；唐学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笫二医院）；唐子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王伯良（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伍国 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魏捷（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王时光（天津中医药大学笫二附属医院）；王小闯（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笫二医院）；吴先正（上海市同济医院）；王煜（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王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徐峰（苏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解建（山东省于佛山医院）；薛克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许硕贵（上海长海医院）；许铁（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肖雪（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熊旭东（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向旭东（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杨立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杨灵（安徽医科大学笫二附属医院）；尹文（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杨晓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赵斌（北京积水潭医院）；周发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笫一医院）；张国强（中日友好医院）；张国秀（河南科技大学笫一附属医院）；张私（安徽医科大学笫一附属医院）；曾红科（广东省人民医院）；朱骏（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张剑锋（广西医科大学笫二附属医院）；朱继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张连阳（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赵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褚沛（兰州大学笫一医院）；周彤（内蒙古医 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郑亚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赵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左永波（北京市海淀医院） 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