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陇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原国家卫生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兼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健康促进与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委员会副主任、科技创新战略顾问等职务。长期从事流行病学、公众健康促进专业研究及卫生管理等工作。提出并领导组建了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研究提出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血吸虫病控制新策略；提出并组织实施了全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在 N Engl J Med  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主编多部专著。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应对艾滋病杰出领导和持续贡献”奖、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控制“高川”奖和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无烟日奖”等奖项。

快速识别脑卒中是启动脑卒中急救生存链的第一步，影响着紧急医疗救护服务的急救效率和质量。患者及其家属缺乏对卒中症状的有效识别并且未能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是院前延误的主要原因之一^[10-12]，我国卒中患者对卒中的主要警报特征的单项知晓率为70%，全项知晓率只有3%-16%，而发现卒中症状并能拨打急救电话的患者比例就更加稀少^[13,14]。研究显示，提高公众对卒中症状的有效识别能够缩短患者发病至治疗的时间（onset to treatment time，OTT）^[15]。2016年我国专家在面臂语言试验（face arm speech test，FAST）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特点提出了“中风120”这样便于公众理解的卒中识别方法：“看到1张不对称的脸，查2只手臂是否有单侧无力，聆（0）听讲话是否清晰”，帮助患者和家属迅速识别卒中并立即拨打120就医^[16]。此外，通过紧急医疗救护服务入院的患者会比未使用紧急医疗救护服务的患者在院前延误的时间更短，能够更快地到达有救治能力的卒中中心进行治疗^[17]。因此，要求相关急救人员应积极参与到针对公众的卒中科普教育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宣教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公众对急救人员的认识，从而提高紧急医疗救护服务的呼叫率。而且，不断的公众宣教可以督促急救人员对卒中最新指南以及进展的学习，从而进一步提高急救人员对卒中识别及急救能力，进一步缩短治疗延误，提高卒中救治质量。

（一）呼叫受理

在接到120急救电话时，调度员作为卒中院前急救的第一个环节，承担着询问、识别、调度和指导等多方面的工作，应能够根据呼救方提供的信息和症状体征对疾病进行初步判断，快速识别疑似卒中患者。识别潜在卒中患者是正确调度的前提，既往研究显示，仅通过急救电话，调度员能识别出30%-50%的卒中患者^[18,19]，调度员可以使用卒中评估工具识别疑似卒中患者来增加识别卒中的准确度，如辛辛那提院前卒中量表(Cincinnati prehospital stroke scale，CPSS)^[20]等。

（二）急救派车

优先派车可以帮助缩短脑卒中救治时间。一旦考虑疑似卒中，应该采用最高优先级派遣车辆。瑞典一项研究显示，优先派遣可以显著缩短发病到到院的时间，使溶栓率从10%提高到24%，且不影响其他疾病的转运^[21]。调度员可以依据指挥系统，就近派出符合卒中急救要求的救护车。急救车除配备常规的快速血糖监测、心电监护仪、复苏器材、氧气、急救药品以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配备快速血生化检测、车载卒中宣教视频等。在急救车到达现场前，可以通过电话指导患者（家属或看护人员）进行简单的自救，比如停止活动、注意放松休息、如何避免误吸等。除做好急救车药品设备的准备，还应做好急救出诊人员的人力配备，尽量安排责任心较强、经验丰富、技术优良、沟通能力好的人员出诊。

（三）快速抵达

快速抵达的时间应根据地理位置、急救医疗资源的分布以及交通情况进行灵活的设定，在保证人员、车辆安全的情况下应该以最快速度抵达现场。必要时与110、119等部门联系，请求社会应急联动；实时监控救护车的行驶轨迹与前方路口的交通情况，尽量取得交通管理机构的支持，实现一路畅通。可联合地面救援、空中救护等现代科技所组成的全方位综合高效救援体系。

目前国内尚无统一的紧急医疗救护服务快速反应时间标准，建议各个区域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区域的统一标准，并经常性对时间节点的遵循情况进行质控，从而形成区域的统一标准。

（一）现场环境评估

急救人员到达后，首先应对疑似卒中人员所在环境进行评估。安全的环境有助于急救人员对疑似卒中患者做出正确诊断，并进行相应处置。后续的现场处置应首先确保处于安全的地点。只要发病地点不存在危险并适合就地抢救，急救人员可在患者身旁快速判断有无损伤和反应；如果发病地点存在危险，需首先将患者转移至安全地点。

（二）生命体征评估

急救人员先迅速评估患者意识、呼吸节律和深浅、以及心率和心律情况，明确是否有心跳呼吸骤停。如果发现有呼吸、心跳骤停的，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如果不存在心跳、呼吸骤停者，则迅速完成生命体征的测量，包括血压、脉搏、呼吸、氧饱和度以及血糖等。

（三）卒中评估

后续适当的现场治疗、安全快速转运至合适的医疗机构、院前院内有效衔接都基于现场急救人员对卒中患者的准确识别^[22]。相关研究表明急救人员正确识别卒中能够显著缩短转运时间、发病至入院时间(onset to door time，ODT)及OTT等^[23]。目前临床上用于院前卒中筛查工具有CPSS、FAST、洛杉矶院前卒中量表(Los Angeles Prehospital Stroke Screen，LAPSS)等。FAST敏感性79-85%，特异性68%^[24,25]。CPSS敏感性44-95%，特异性23-96%^[24,26-33]。LAPSS可以降低CPSS的假阳性率，其敏感性74-98%，特异性44-97%^{[24,29,30,34,35]}。三个量表共同的局限性是不能很好地识别后循环卒中。此外还有墨尔本急救车卒中筛检表(Melbourne ambulance stroke screen，MASS)、仓敷院前卒中量表（Kurashiki Prehospital Stroke Scale，KPSS）、急诊室卒中识别量表(the recognition of stroke in the emergency room，ROSIER)等。目前AHA推荐院前使用CPSS或LAPSS，而欧洲常用FAST^[22]。

院前识别大血管闭塞（large vessel occlusion，LVO）关系到是否直接将AIS-LVO患者直接转运至高级卒中中心/国家（高级）示范卒中中心，因此至关重要。基于卒中起病3-4.5 h内rt-PA溶栓治疗研究（Thrombolysis with alteplase 3-4.5 h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 SITS-ISTR）的数据表明改良的FAST（gaze face arm speech test, G-FAST）评分可以用于院前筛查AIS-LVO并决定是否送往高级卒中中心/国家（高级）示范卒中中心，在评分≥3分时，敏感性88.7%，特异性39.1%，准确度50.8^[36]。该评分量表使用简便，已被中国台湾普遍采用作为院前识别大血管闭塞的工具。此外，辛辛那提院前卒中严重程度评分（The Cincinnati Prehospital Stroke Severity Scale, CPSSS）亦可用来预测LVO，如果CPSSS评分≥2分，预测NIHSS ≥15分（预示LVO），敏感性89%，特异性73%^[37]。洛杉矶运动评分（Los Angeles Motor Scale，LAMS）亦可以迅速有效预测LVO，当LAMS≥4分，预测LVO敏感性89%，准确性85%^[38]。卒中现场评估和分类转运评分（Field Assessment Stroke Triage for Emergency Destination，FAST-ED）≥4分预测LVO的敏感性60％，特异性89％^[39]。

（四）既往史评估

原始病史必须记录患者发病时间^[6]。询问患者症状表现形式、症状出现时间及发病原因等。若为睡眠中起病。询问患者症状表现形式、症状出现时间及发病原因等。若为睡眠中起病，则将最后表现正常的时间作为发病时间。除获取发病相关简要病史以外，同时需要快速获取其他病史：包括用药史（精神类药物、降糖药、降压药、抗凝抗血小板药物等）、手术史、过敏史、既往病史（癫痫、脑卒中、TIA、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房颤等）。了解病史有助于卒中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五）院前急救人员专项培训

EMS急救效率和质量是影响卒中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加强相关急救人员的专业培训是提高卒中院前急救能力的前提。EMS急救人员需熟知卒中的危险因素、临床表现以及急救流程规范。

（一）紧急处置

（1）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如有意识障碍或延髓麻痹影响呼吸功能或者发生误吸者，需建立人工气道并给予辅助呼吸。

（2）血糖评估：血糖过低可能引发类似卒中的临床表现，因此怀疑卒中必须监测血糖以进行鉴别诊断^[40]。低血糖患者可表现为轻偏瘫、半身不遂、语言和视力视野障碍、精神错乱、协调能力差等症状，可被葡萄糖纠正^[41-43]。在紧急处置时，因为通常无法明确患者既往是否合并有糖尿病病史以及使用降糖药物史，因此建议采用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诊断标准：当血糖低于70mg/dL（3.9mmol/L）时需要使用葡萄糖治疗^[44]。如果意识清楚能进食者，可给予15-20g糖类食品（葡萄糖为佳），如果意识障碍或不能进食者，给予50%葡萄糖液20-40ml静推，每15min监测血糖1次，直到纠正低血糖。

（3）心电图和心电监护：心电监护可以检测出引起或伴发卒中的重要心脏病理改变，推荐在院前及发病24h内使用^[40]。一项研究显示60%的脑梗塞患者和44%的TIA患者都有心电图异常，房颤、房室传导阻滞、ST改变、倒置T波都和卒中的预后密切相关，并且早期的心电监护可以早期发现问题，从而可以更早的予以干预治疗，改善预后，因此AIS患者接受心电图检查是有必要的^[45]。

（4）血压：卒中早期是否需要积极降压仍存在争议。缺血性脑卒中后24h内血压升高的患者应谨慎处理。应先处理紧张焦虑、疼痛、恶心呕吐及颅内压增高等情况。血压持续升高，收缩压≥200mmHg或舒张压≥110mmHg，或伴有严重心功能不全、主动脉夹层、高血压脑病的患者，可予谨慎降压治疗，并严密观察血压变化，必要时可静脉使用短效药物（如拉贝洛尔、尼卡地平等），避免血压急性下降^[5]。对有低血压(指血压显著低于病前状态或收缩压<120 mmHg)的疑似卒中患者，给予平卧位或者适当给予补充生理盐水^[6]。

（5）颅内压：急性颅内压升高常常合并头痛、呕吐以及视神经乳头水肿。凡疑似有颅内压升高的患者应密切观察神志、瞳孔、血压、呼吸、脉搏及体温的变化。伴有颅内高压患者需进行降低颅内压处理，给患者采取头高20°~30°卧位，可给予静滴甘露醇，必要时也可使用甘油果糖或速尿^[22]。保持呼吸通畅，防止血液中二氧化碳潴留，高碳酸血症引起脑血管扩张，加重颅内高压。

（6）转运体位：目前并没有临床试验结果来明确AIS患者转运途中体位的选择，只有一些评估血流的试验或次要证据可以参考，因此要具体病情具体分析。当患者仰卧位时，脑血流和灌注压都会升高^[46,47]。头位升高30°就能明显降低颅内血流速度^[48]，卒中患者取坐位时，闭塞的血管末梢血流会明显减慢^[49]。此外，检测组织氧合指数发现直立位会降低脑氧，仰卧位能升高脑氧^[50]。升高体位可以促进氧和、降低颅内压，防止误吸^[51,52]。左侧卧位较右侧卧位更容易出现低氧血症^[53]。

（二）一般处置

（1） 输液和静脉通路：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卒中患者转运途中需要补液。卒中患者典型表现为正常容量或低容量性，很少会发生低血压，但是一旦发生会有严重的后果^[54]，对于低血压患者，在没有补液禁忌的时候，可以给予适当输注生理盐水。考虑到需要行多模影像评估和rt-PA溶栓，有条件的区域应提前放置留置针（规格20G×29）。但是不能因为开通静脉通路而耽误转运，并且对于有出血风险的患者，应禁止多次尝试开通静脉通道的行为，以防加重局部出血风险。

（2） 辅助供氧：呼吸道不畅更频繁地发生于伴有严重卒中或吞咽困难的老年患者，大约63%的脑卒中偏瘫患者存在低氧血症^[55]。一项随机研究对比急性卒中患者在24h内接受吸氧（3L/min）与不吸氧，发现两者的存活和残疾评分并没有差异^[56]。另一项随机试验表明吸氧可以获得短期收益，但是长期没有临床差异^[57]。在目前临床实践中辅助供养需要使患者血氧饱和度超过94%

^[6,58]。

（3） 检验及相关检查：对于已建立静脉通道的患者，转运途中可采集血样，部分配备相关即时化验(point-of-care testing, POCT)的急救车可在车上即时完成，以缩短急诊治疗及实验室检查时间。甚至有配备车载CT的救护车可完成头颅CT平扫；然而以上任何救治措施应在转运途中完成，不能延误患者的运送。

2015年国外提出了卒中区域救治系统（regionalized stroke system of care）的概念，建议借鉴创伤患者的区域化治疗原则，推进卒中中心的区域化管理^[59]。2016年中国学者建议通过整合多个机构和系统，包括患者宣教、卒中的组织化管理、卫生行政部门的协调等，系统地评估各个区域的卒中中心，利用区域化原则建立协调的区域化网络^[60]。2016年底中国深圳率先建立了区域城市卒中急救地图（溶栓地图），2017年9月国家脑防委组织建设了中国卒中急救地图，卒中急救地图是医疗资源最高整合、合理配置、精确链接和快速送达的过程，可能成为今后卒中院前急救的发展方向^[22]。

卒中急救地图建设的核心目标是“以患者为中心，开展高效有序的卒中急救规范化诊疗服务，探索建立区域心脑血管病一体化救治工作网络”，应在国家及各级卫生计生行政管理部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各项建设工作。目前我国各个地区卒中中心体系正在不断的完善，然而卒中中心分布范围广、质量参差不齐，相互之间不能形成密切的合作^[61]；同时急救人员对于卒中中心的资质并不了解，在急救转运过程中往往需要凭借经验进行最优选择。卒中急救地图的建设可以根据卒中中心区域分布和能力水平采取分层管理，联合急救中心，提升转运效率。城市卒中急救地图须由当地卫生计生委组织120急救中心、区域高级卒中中心及符合资质医疗机构（卒中防治中心等）联合开展。同时应积极发挥行政管理职能，要求区域内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都积极开展脑血管病急救工作并采取将其纳入绩效考核指标等手段推动工作落实。

（二）就近转运

OTT每减少1min，就能增加平均1.8天的健康生命时间，每减少15min，就能额外增加1个月的健康生命时间，并降低4%院内死亡率^[62,63]。美国国家“跟着指南走-卒中”项目显示：60分钟内接受治疗较61-270分钟接受治疗的患者相比能提高出院率、恢复出院时劳动能力、改善出院时独立行走，并且不增加出血并发症或者院内死亡率^[64]。1995年美国国立神经疾病与卒中研究所研究（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nd stroke, NINDS）指出3小时内接受rt-PA静脉溶栓组3个月完全或接近完全神经功能恢复者显著高于安慰剂组，且两组病死率相似^[65]。2008年欧洲协作性急性卒中研究-3（European cooperative acute stroke study 3, ECASS III）证明了发病3-4.5小时使用rt-PA静脉溶栓仍然有效^[66]。及时将患者送至有卒中救治能力的卒中中心能够提高溶栓率，增加患者成功治疗的比例^[67]。

（三）优先转运

汇集荷兰血管内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multicenter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of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in the Netherlands, MR-CLEAN）、前循环近端闭塞小病灶性卒中的血管内治疗并强化最短化CT至再通时间临床试验（endovascular treatment for small core and anterior circulation proximal occlusion with emphasis on minimizing CT to recanalization times, ESCAPE）、延长急性神经功能缺损至动内溶栓时间的临床试验（extending the time for thrombolysis in emergency neurological deficits-intra-arterial, EXTEND-IA）、血管内机械取栓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试验（Solitaire with the intention for thrombectomy as primary endovascular treatment, SWIFT-PRIME）、西班牙支架取栓与内科治疗8 h 内前循环大血管闭塞随机对照试验（a randomized trial of revascularization with SOLITAIRE FR device vs. best medical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stroke due to anterior circulation large vessel occlusion presenting within eight-hours of symptom onset, REVASCAT）等五项研究mRS（Modified Rankin Scale，改良Rankin评分）结果，发现静脉溶栓结合血管内治疗可以显著改善AIS-LVO的预后^[68-72]。一项纳入7项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1764例急性大血管栓塞患者的荟萃分析，发现桥接取栓较单纯血管内治疗更能增加具备生活自理能力患者的比例^[73]。在足量静脉溶栓的基础上，对发病6 h内的急性前循环大血管闭塞性卒中患者推荐使用机械取栓治疗；有静脉溶栓指征时，机械取栓不应妨碍静脉溶栓；如有静脉溶栓禁忌，建议将机械取栓作为大血管闭塞的可选治疗方案；动脉取栓开始时间越早临床预后更好^[6,74]。对于超过静脉溶栓时间窗或者在静脉溶栓后血管仍持续性闭塞的颅内大动脉闭塞患者（发病时间6-24小时），以6~24 h为治疗时间窗的Trevo治疗临床影像不匹配的睡眠卒中和超时间窗卒中患者的研究（clinical mismatch in the triage of wake up and late presenting strokes undergoing neurointervention with Trevo, DAWN）对其进行取栓治疗，发现取栓组获益率较对照组高^[75]。以6~16 h为时间窗的前瞻性、多中心的磁共振弥散和灌注成像评估卒中进展研究3（diffusion and perfusion imaging evaluation for understanding stroke evolution study 3, Defuse 3）筛选出发病时间6-16小时的大血管（ICA或 M1）闭塞患者，发现取栓治疗组的90天mRS评分相比于标准治疗组获益明显^[76]。

对于AIS-LVO患者，需要决定是采用卒中防治中心溶栓后再转运至高级卒中中心/国家（高级）示范卒中中心（drip & ship的模式），还是院前识别大血管闭塞后，直接送往具备血管内治疗的高级卒中中心/国家（高级）示范卒中中心（Mother-ship模式）。MR-CLEAN研究指出院间转运需要30min，drip & ship模式的总时间比Mother-ship模式延长148min^[77]，从卒中防治中心转运至高级卒中中心/国家（高级）示范卒中中心的院间转运是动脉内治疗启动延迟的重要原因。韩国一项研究表明drip & ship模式会额外耗费约100 min用于卒中中心间转运^[78]。一项旨在评估从卒中防治中心远距离转运至高级卒中中心/国家（高级）示范卒中中心（156km，开车1.5h）后是否能在6h内进行机械取栓的研究显示211例潜在取栓患者，仅有119例转运至高级卒中中心/国家（高级）示范卒中中心，最终只有52例完成了血管内治疗^[79]。2017年公布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行血栓切除术治疗的系统评价（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patients treated with neurothrombectomy devices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STRATIS）^[80]，共纳入55个中心984例患者，结果显示，直接送达和院间转运患者从发病到血运重建的中位时间分别为202.0分钟和311.5分钟（P<0.001）。直接送达组的临床结局更好，其中60.0%（299/498）的患者功能结局良好，而院间转运组为52.2%（213/408）（OR=1.38，95%CI：1.06~1.79；P=0.02）；所有院间转移患者的假设旁路模型（hypothetical bypass modeling）显示，静脉溶栓时间会延迟12分钟，但如果患者直接被送至高级卒中中心/国家（高级）示范卒中中心，机械取栓可提前91分钟完成；如果发病到送至20英里以内的高级卒中中心/国家（高级）示范卒中中心，则静脉溶栓延迟7分钟，机械取栓可提前94分钟完成。因此，从现场直接到高级卒中中心/国家（高级）示范卒中中心的路径可能是尽快实行机械取栓和改善患者临床结局的优选之一。院间转运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卒中防治中心的入院和出院上（door-in-door-out，DIDO），37.3%的患者DIDO时间超过120min^[81]。目前国内的卒中中心建设情况参差不齐，医院缺少相应的流程与合作，缺乏激励与质控机制等^[82]，导致我国的DIDO时间普遍延长。此外，drip & ship模式发病到溶栓开始的时间（Onset to needle，OTN）与Mother-ship模式相比没有差异（P＞0.05）^[83]，由此看来Mother-ship模式并不会影响静脉溶栓。2017年AHA／ASA起草的卒中患者院前分类转运流程的共识认为直接转运至高级卒中中心/国家（高级）示范卒中中心延误不超过15 min并且不会耽误静脉溶栓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转运至高级卒中中心/国家（高级）示范卒中中心。若不能满足以上条件，则转运至最近的卒中中心（包括卒中防治中心或者高级卒中中心/国家（高级）示范卒中中心）。然而我国国情复杂，各地区医疗资源发展情况不一致，DIDO时间普遍偏长，因此将疑似AIS-LVO患者直接转送至高级卒中中心/国家（高级）示范卒中中心可能是合理的。

（一）提前预警

急救人员在运送疑似卒中患者的同时应该提前通知即将接诊的医院，以便医院在患者到达前做好相应准备^[6]。电话预警可以有效提高接受溶栓药物治疗的患者比例，并且缩短到达急诊室的延误，减少对患者临床评估和影像学检查的时间延误^[84]。一项纳入371 988名患者的研究发现，院前预警能够提高3h内溶栓患者数量，并且显著缩短卒中患者OTT时间^[85]。韩国一项回顾性研究，比较了未提前通知医院（678例）和提前通知医院（328例）对AIS患者院内处置和静脉溶栓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提前通知医院，入院至治疗时间由47.7 min下降至28.9 min，溶栓率上升2.2倍^[86]。急救中心与各级卒中中心应建立密切的信息沟通渠道，通过车载信息系统、手机APP及电话等及时将疑似卒中患者相关信息传送至目的医院。

（二）院内团队响应

美国心脏学会/美国卒中学会进行的一项改善医疗质量的疾病管理项目，于2003-2009年收集了1392家医院共601,599例缺血性卒中住院患者数据，发现院前院内合作可使OTT时间在1-60min和结局mRS评分0-2的患者比例明显升高^[64]。急救人员及时将患者信息、病情、发病时间、卒中严重程度、生命体征、预计到院时间与移动轨迹等发送至目的医院，院方卒中团队提前做好接车准备，提前启动院内绿色通道，并及时将反馈信息通过平台发送至急救人员。有助于帮助急救人员提高其识别的准确性。

共识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曹毅(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柴尔青(甘肃省人民医院脑血管病中心)、陈鑫璞(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陈会生（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内科）、戴琳孙(福建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范一木（天津环湖医院神经外科）、冯大勤（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冯文峰（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神经外科）、方琪（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高国栋（空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神经外科）、何伟文（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洪波（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侯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黄清海（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吉训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江旺祥（湖北省武汉市急救中心）、姬云翔（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姜卫剑（火箭军总医院神经介入医学科）、柯开富（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冷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李斗（北京急救中心）、李尚伦（天津市急救中心）、李宝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李秋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外科）、李侠（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外科）、李佑祥（首都医科大学天坛医院神经介入科）、李宗正（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李桂林（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梁传声（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梁国标（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楼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刘建民（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刘鸣（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刘红梅（北京急救中心）、刘爱华（首都医科大学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罗祺（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缪中荣（首都医科大学天坛医院介入科）、马渝（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屈延（空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神经外科）、任少华（山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史怀璋（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宋海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万杰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外科）、武剑（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汪阳（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王大明（卫健委北京医院神经外科）、王志刚（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神经外科）、吴红星（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吴科学（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肖福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谢晓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许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许奕（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解炯（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徐运（南京鼓楼医院）、许予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杨华（贵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杨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杨鹏飞（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杨弋（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脑血管病中心）、闫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张鸿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朱勤忠（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张文中（北京急救中心）、张扬（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张永巍（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张占普（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赵振伟（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朱刚（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朱卿（苏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