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中毒是常见的急诊疾病之一,其毒物种类繁杂、散发性强,因此急性中毒的流行病学特征有别于其他常见病。然而,以“中毒”、“流行病学”、“前瞻性”为检索词,在万方数据库上检索近10年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报道,共检索出14篇临床文献,所见的报道多为单中心的中毒调查。因此,对急性中毒进行多中心、前瞻性的流行病学研究,可以为建立和规范临床中毒的救治提供临床数据。 1 资料与方法1.1 一般资料选择2015年6月至2016年9月江苏省内9所医院急诊科就诊的急性中毒患者的临床资料。参加医院有: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苏北人民医院、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如皋市人民医院。9所医院包括7所三级甲等医院、2所二级甲等医院,其中职业病防治院和精神病院各一所。地理分布分别位于苏中、苏南、苏北地区。参与调查的医院和相关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2 研究方法采用前瞻性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搜索相关文献并结合临床,独立设计急性中毒调查登记表,记录患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学历、毒物接触时间、毒物种类、中毒剂量、中毒途径、中毒原因、生命体征,及患者接受洗胃、催吐、解毒剂、糖皮质激素等治疗的情况,血液净化方式和次数、机械通气时间、住院天数、转归等。轻度和中度酒精中毒、年龄小于12岁的中毒患者,未纳入本研究。 本研究应用江苏中康软件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中毒调查》软件,由经过培训的急诊医务人员通过网络录入数据,填报患者的临床资料。专人每月定期检查各研究单位的登记表,抽查总病例数的5%,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2 结果2.1 一般情况1 965例急性中毒病例中,男性893例,占45.45%;女性1 072例,占54.55%。年龄12~93岁,平均年龄43.6岁。20~29岁年龄组占中毒病例最多(20.61%),其次为40~49岁年龄组(19.70%)、30~39岁年龄组(18.88%),80~89岁年龄组(2.90%)、90~99岁年龄组(0.51%)。见表 1。 预后:855例(43.91%)好转,436例(22.19%)治愈,257例(13.08%)自动出院,34例(1.73%)院内死亡,383例未登记预后。死亡病例中,以40~49岁、60~69岁年龄段病例最多,各占17.65%。见表 1。
中毒病例以自杀最多(54.96%),其次为误服(12.21%),其他原因占26.97%,115例未登记中毒原因。其中,596例(30.33%)在中毒前曾有不良刺激。中毒死亡病例中,自杀者占85.30%。见表 2。
农民最多,占40.40%,其次为个体工商业者6.62%、学生4.99%,未登记者552例(28.09%),其余职业分布见表 3。
50.08%的病例≤6 h就诊,11.86%的病例6~24 h就诊,4.99%的病例>24 h就诊。 2.5 中毒途径1 965例患者中,口服中毒者占93.18%(1 831例),呼吸道吸入中毒者5.19%(102例),皮肤黏膜接触中毒者1.42%(28例);其他如肌肉注射、静脉注射、蜂毒蛰伤等途径中毒者,占其构成比的0.20%。 两种或两种以上中毒途径中毒者,呼吸道和皮肤黏膜共同暴露者6例,静脉和口服共同暴露者2例,呼吸道、口服、皮肤黏膜共同暴露者1例。 2.6 毒物种类将毒物种类分为农药、药物、食源性毒物、化工毒物、未分类、及原因不明六类。中毒病例中,农药中毒最多见,占35.83%,药物中毒占23.16%。死亡病例中,农药中毒最多(占70.59%),见表 4。
704例农药中毒中,常见的农药分类依次为有机磷306例、除草剂260例、拟除虫菊酯56例、阿维菌素40例、杀鼠剂40例。按单一品种分类,百草枯中毒243例最多见,占所有中毒病例的12.37%、占农药中毒病例的34.52%。其他常见的农药品种依次为敌敌畏、乐果、草甘膦、草铵膦,分别占农药中毒病例数的10.65%、8.81%、6.53%、6.53%。见表 5。
455例药物中毒中,镇静安眠类药物181例,占药物中毒病例的39.78%。其次为抗精神病类药物58例,心血管类药物29例,见表 6。无准确药物名称或未登记者总计149例。 164例食源性毒物中,重症酒精中毒、亚硝酸盐中毒和动植物源性中毒,分别占中毒病例的3.00%、0.71%、0.91%。 127例化工毒物中,有机溶剂、强酸强碱、氰化物,分别占中毒病例的0.71%、0.46%、0.15%,其余化工毒物未登记具体名称。
1 831例口服中毒的病例中,752例患者洗胃(41.07%);就诊至开始洗胃时间间隔为<30 min、30~60 min、60~120 min、≥120 min者,分别为625例(83.11%)、60例(7.98%)、20例(2.66%)、47例(2.39%);洗胃液量<10 L、10~20 L、20~50 L、≥50 L者,分别占25.53%、58.11%、15.96%、0.40%。 登记洗胃次数的516例,一次洗胃者472例,两次洗胃者40例,三次洗胃者4例。两次洗胃的病例中,毒物登记的为百草枯、氧化乐果、敌敌畏、毒死蜱、草甘膦、甲胺磷、吡虫啉、阿维菌素、毒鼠皇、杀虫双、曼陀罗药酒、氯硝西泮、佐匹克隆等;三次洗胃的病例中,毒物登记的为杀虫双、氧化乐果、甲胺磷。 2.8 解毒剂、糖皮质激素使用情况1 965例患者中,22.34%(439例)患者接受了解毒剂治疗,分别为阿托品或长托宁、解磷定或碘磷定、纳洛酮、维生素K1、氟马西尼、美蓝。 12.62%(248例)患者接受了糖皮质激素治疗,分别为甲强龙200例(80.65%)、地塞米松39例(15.73%)、氢化可的松8例(3.23%),1例激素名称未记录。涉及46种毒物,包括百草枯、敌敌畏、甲胺磷、毒死蜱、啶虫眯、氟氰菊酯、阿维菌素等农药,氯氮平、地西泮等药物,河豚鱼、蟾蜍等动物毒素,一氧化碳、氨气、氯气等气体,氯化亚砜、二氯二烷、二甲基乙醇胺、甲醛、甲苯、二甲苯、乙腈等化学毒物。 2.9 血液净化18.83%(370例)患者接受了血液灌流治疗,涉及90种毒物,包括百草枯、乐果、甲胺磷、草甘膦、草铵膦、杀虫双、磷化铝、氯氟氰菊酯、敌草快等农药,阿米替林、北京降压零号、苯妥英钠,卡马西平、酒石酸唑吡坦、非洛地平嗪缓释片、格列吡嗪缓释片、抗抑郁药、地西泮、阿普唑仑等药物,鸡母珠、夹竹桃等植物毒素,二甲苯、汽车防冻液等化学毒物。 1.37%(27例)患者接受了血液透析治疗,涉及13种毒物,包括百草枯、氟氢酸、敌敌畏、毒死蜱、甲胺磷、二甲双胍、甲醇、甲基苯丙胺、酒精、氯硝西泮、二氯二烷、河豚鱼毒素等。 3 讨论全部中毒病例中,女性病例多于男性,分别为54.55%和45.45%,女性中毒比例略高于与刘瑶等[2]报道的60.07%,但与美国[3]、斯里兰卡[4]的中毒性别比例接近。就年龄段分析毒物分布,本研究数据与美国毒物控制中心数据[3]相似,成年人中以21~30岁、41~50岁、31~40岁年龄组中毒病例最多。而≥80岁的患者占中毒构成的3.41%,高于2008年何宁宁等[5]报道的同年龄段0.53%的构成比,这可能与中国人口老龄化有关。 中毒原因中以自杀最多见,而毒物仍然以农药居多,这与国内报道[2, 5]的相关数据一致。Ahuja等[6]报道农药亦为印度最常见的毒物。本研究还发现,农药中毒中有机磷类、除草剂、拟除虫菊酯类最常见,而百草枯是最多见的毒物。毗邻的韩国亦有类似报道,Lee等[7]报道2011年韩国未禁用百草枯时,百草枯中毒为最常见的农药中毒,其占农药中毒的比例为63.4%。 口服中毒仍然是最常见的中毒途径。处理口服中毒时,国内外争议最多的就是洗胃。1994年至2012年美国毒物控制中心数据[8]显示,胃肠道清除毒物所占的比例日益减少,洗胃从 3.5%降至0.15%,催吐从14.99%降至0.01%,对常规洗胃持慎重态度。而在我国,洗胃仍是急诊口服中毒清除毒物最常用的方法。不可否认,国内在消化道毒物清除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现象,如昏迷患者洗胃过程中呼吸道保护不足,措施不到位;过度洗胃、超长时间洗胃和重复洗胃等[9]。本研究显示,38.27%的口服中毒患者接受了洗胃治疗。由于数据收集的原因,以往多途径同时暴露中毒的现象较少报道。而本研究发现呼吸道和皮肤黏膜共同接触中毒者6例,静脉和消化道共同接触中毒者2例,呼吸道、消化道、皮肤黏膜共同接触中毒者1例。 本研究中9所医院的急性中毒院内病死率为1.73%,略低于以往国内报道的急性中毒单中心1.8%[11]、 2.8%[12] 的院内病死率,而高于Lund等[13]报道的挪威奥斯陆市5所医院急性中毒0.8%院内的病死率。此外,国内临床上,存在因病情危重和经济因素而放弃治疗自动出院的情况,实际的死亡人数和病死率可能高于本研究的数据,257例自动出院的病例未做随访,此点有待于今后加强。 美国毒物数据库数据显示,近30年来血液净化治疗中毒患者的比例1982年为0.02%,2010年为0.10%[14],且以血液透析为主。本研究显示,18.83%的患者接受了血液灌流治疗,1.37%的患者接受了血液透析。此数据远高于国外的数据,且以血液灌流为主要的血液净化方式。此差别的原因有待于扩大数据量进一步分析。血液灌流操作简便、无需配置透析液和置换液,机器价格便宜,急诊配置较多等,可能是国内使用较多的原因。 急性中毒的临床救治方面国内外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国内尚缺乏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资料。因此,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了解我国急性中毒的流行病学特征和诊治现状,有利于推动中国中毒控制与救治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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